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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渊看着宋应星的文字，其中几篇他匆匆而过，然而有几篇却是让他反复浏览。
“先生，这篇之中提到万历之时扬州盐商所有资本三千万两，一年所生利息九百万两，不知道先生能否展开解释一下。”
“当今之世，放贷之利近三成，至于放贷于小农平民，更有九出十三归的规矩。”宋应星提起了扬州的盐商：“盐商资本雄厚，其本业除经营盐业以外，更兼放贷。每年所获之利九百万两，若能收取其中四百万两，则朝廷百姓皆可脱困矣。”
宋应星接着又解释了一番，让杨渊对大明所谓盐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如今大明的盐引制度，解释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垄断。盐商大概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在地的盐商，主要是负责从盐户那里收购生产出来的食盐。
另一种则是购买食盐然后转运到各地的行商。
前者负责在地的采购环节，是盐的主要提供者，后者是盐的主要行销者。
而朝廷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一个中间的监管人。
行销食盐的商人要想贩盐就需要盐引，而盐引则是指定某几个地区的。
比如你的这一张盐引指定是贩卖到江西，那你拿到湖广去卖就算是私盐。这一张盐引要指定到广东去卖，你拿到广西去卖就算是私盐。
要拿到盐引，就需要向朝廷缴纳银两，而盐商是有准入门槛的，非富豪不能入场，这就导致了扬州作为两淮盐商的聚集地，常年囤积着大量的白银资本。
他们的投机项目一个是盐引，另外一个投资方向就是放贷。
而放贷的对象就是苏州、杭州一代以织造为主业的工厂主，在隆庆开关之后，以江南为代表的织造业迅速发展，大量的利润在织机之上产生。
海贸的良好前景也引得盐商们的兴趣，他们通过将手中的资本借贷给织造业工厂主的方式牟利，根据如今普遍的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。
海贸的高额利润增加了织造业的投资意愿，也扩充了他们抵抗高利率的能力。而扬州盐商也在这个过程中牟取了暴利。
按照宋应星的推算，两淮盐商在其中每年获得的利润规模就有九百万两之多。
针对大明王朝目前的危局，宋应星建议朝廷向这些盐商课税，即便是加以高额税率，在盐商们九百万两的利息收入之中收取四百万两的税收。
这四百万两，足以让内地的农民解危舒困。
杨渊读到这里，心下不由得一声长叹。
王阳明说过，去山中贼易，去心中贼难。
宋应星之策就是攻杀心中贼最好的办法啊。
后世人物，谈及解救大明的危亡，落脚总在商税二字上面。
宋应星这个办法，却是更进一步，直接砍向了两淮盐商。盐商资本与官僚紧紧相连，从阶级上看，是最软弱的，反抗能力也最低，向他们征收利税，对工商业和民众的负担也更低。
宋应星这一策，虽不能让大明王朝从此转危为安，却是为王朝赢得转型时机的最好办法。
如此人物却沉沦下僚，这大明王朝如何不亡？
杨渊觉得宋应星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具备一种明显的改革思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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